永徽四年（公元653年）的长安宫，寒气透骨。34岁的吴王李恪被两名侍卫从殿中拖拽而出，一根粗麻绳紧紧勒住他的脖颈，他双目圆睁，喉间发出绝望的呜咽，直至气息全无。这位唐太宗李世民最看重、最像自己的皇子，最终没能逃过皇权争斗的屠刀。更令人心寒的是，他死后不久，登基刚四年的唐高宗李治，望着他的遗体，冷冷下令：“不要放过他的儿子。”
谁也不会想到，仅仅三年前，李世民在含风殿驾崩时，还特意单独召见李恪，以汉武帝诛杀谋逆燕王刘旦的故事警示他安分守己，护他周全。这位开创贞观之治、一生杀伐果断却也重情重义的帝王，到死都在牵挂这个文武双全的儿子，可他终究没能料到，自己离世后，李恪会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。
李恪的悲剧，从来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他的出身、他的才干，以及他身处的那个皇权争斗愈演愈烈的时代。要读懂他的结局，就得从李世民驾崩后的朝堂格局说起。
贞观二十三年（公元649年）夏天，54岁的李世民在含风殿病逝。这位在位23年、开创了大唐盛世的帝王，留下了一个疆域辽阔、民生安定的帝国，也留下了一堆暗藏隐患的权力纠葛。按照嫡长子继承制，皇位最终落到了他的三儿子李治手中。彼时的李治刚22岁，性格温和甚至有些软弱，与李世民的雄才大略截然不同。
李世民临终前，特意安排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重臣辅政，希望他们能辅佐李治稳住朝局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份托孤，最终却变成了长孙无忌独揽大权、排除异己的工具。长孙无忌是李治的亲舅舅，出身关陇贵族核心家族，早在贞观年间就已是当朝重臣，手握实权，更是关陇贵族集团的领头人。李治登基后，因缺乏理政经验，大量政务都依赖长孙无忌处理，这让长孙无忌的权力达到了顶峰，朝堂上的人事任免、政策制定，几乎都要经过他的点头。
对于李恪，李治表面上给予了极高的礼遇，登基后便封他为司空、凉州都督。司空是三公之一，听起来位高权重，实则只是个礼仪性的荣誉头衔，既不管兵，也不管政，没有任何实际权力；而凉州地处西北边地，远离长安这个权力核心，把李恪派到那里，实则是切断了他与朝堂百官的联系，让他无法形成自己的势力。
李恪心思通透，自然明白其中的深意。他知道，父皇去世后，自己就成了朝堂上的“隐患”，尤其是在长孙无忌眼中，自己更是必须被打压的对象。李恪没有选择反抗，而是乖乖接受了这份安排，收敛了所有锋芒，在地方上安分守己，从不主动结交朝臣，不打探长安的政事，就连自己平日里最喜爱的游猎，也刻意克制，生怕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
在安州任职期间，李恪曾因一时疏忽，纵马踩坏了百姓的庄稼，被御史弹劾。按照皇室惯例，这种小事大多会不了了之，可李恪却没有找任何借口，主动接受了免职处分。更难得的是，他不仅没有记恨弹劾自己的御史，反而对其直言敢谏的行为十分敬重，事后还特意登门拜访，虚心接受批评。从那以后，他更加严于律己，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。在骄奢淫逸成风的皇室子弟中，李恪的这份自律与谦逊，显得格外难得。
可即便李恪如此低调安分，长孙无忌对他的忌惮也从未减少。长孙无忌的忌惮，根源在于李恪的才干与声望，更在于他的出身。李恪出生于武德元年（公元618年），正是大唐立国的第一年，那时李世民还是秦王，整日带兵征战，天下尚未太平。李恪的母亲杨妃，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，这个身份在当时格外微妙——大唐是推翻隋朝建立起来的，朝堂上的关陇贵族，大多是当年参与推翻隋朝的功臣，他们对隋朝皇室后裔有着天然的警惕与敌意。
李恪的外祖父是被推翻的隋炀帝，这就意味着，他身上流淌着隋朝皇室的血脉。对于关陇贵族集团来说，若是让李恪这样的人掌握皇权，他们当年拼死打下的江山，很可能会落入隋朝后裔手中，他们的家族利益也会受到严重威胁。更让长孙无忌忌惮的是，李恪的才干远超其他皇子，甚至不输当年的李世民。
李恪自幼聪慧好学，经史子集无所不读，诗文写得有板有眼，丝毫不见皇室子弟的浮躁；习武更是刻苦，骑射功夫在所有皇子中排第一，这不是靠身份换来的虚名，而是真刀真枪练出来的。李世民亲眼看着他长大，对这个儿子的喜爱毫不掩饰，甚至曾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夸他：“恪类我。”就是这简单的三个字，成了李恪一生的催命符。
在皇权争斗中，“像先帝”从来不是荣誉，而是致命的威胁。尤其是在李治登基后，这句话更是被长孙无忌当成了打压李恪的借口。长孙无忌很清楚，李恪有声望、有才干，在地方上积累了大量民心，又深得李世民的喜爱，即便他现在表现得再低调，只要时机成熟，就有可能被人推出来，取代李治的皇位。对于权倾朝野的长孙无忌来说，这样的人，留着就是最大的隐患，必须彻底除掉。
李恪的才干，在他成年后的任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成年后，他先是被封为蜀王，出任益州大都督，手底下管着三十六个州。益州是大唐的富庶之地，也是西南的军事重镇，这个差事十分艰巨，考验的是真正的理政与治军能力。李恪到任后，丝毫没有皇子的架子，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，整顿吏治，打击贪腐，鼓励农耕，短短几年时间，益州就变得粮仓充足、军队精干、百姓安定，地方官员对他的评价清一色的好评。
后来，李恪又历任安州都督、梁州都督等职，每到一处，都能拿出实实在在的政绩。他不像其他皇子那样，到地方任职只是走过场、搜刮民脂民膏，而是真正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，尽心尽力为地方办实事。这种实干能力，在当时的皇室子弟中极为稀缺，也让他在民间积累了极高的声望，百姓们都称赞他是“贤王”。
李恪的高光时刻，出现在贞观十七年（公元643年）。这一年，太子李承乾因谋反被废，魏王李泰因争嫡落败被被贬，两个最有竞争力的皇位继承人相继出局，太子之位空了出来。李世民在挑选新的继承人时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李恪。
史书中明确记载，李世民曾多次在朝堂上提及，有意立李恪为储。可他的这个想法，遭到了长孙无忌的强烈反对。长孙无忌当场直言，李治是嫡子，理应继承皇位，李恪虽是皇子，但出身特殊，不宜立为太子。李世民看着态度强硬的长孙无忌，忍不住反问：“你是不是因为他不是你的外甥，才故意反对？”长孙无忌没有正面回应，却始终立场坚定，死活不肯让步。
李世民心里清楚，长孙无忌反对的根本不是李恪的能力，而是他的血统和背后的利益纠葛。关陇贵族集团是大唐的核心统治力量，长孙无忌作为集团领头人，必须维护集团的利益。李恪身上有隋朝皇室的血脉，又有自己的主见和魄力，若是他登基，必然会削弱关陇贵族的权力，甚至可能清算当年参与推翻隋朝的功臣家族。而李治性格软弱，容易控制，若是李治登基，长孙无忌就能继续独揽大权，维护关陇集团的利益。
除了长孙无忌的反对，朝堂上的关陇贵族官员也纷纷附和，一致反对立李恪为储。李世民虽然是帝王，却也不能不顾及关陇集团的势力——大唐的建立，离不开关陇贵族的支持，若是强行立李恪为储，很可能会引发朝堂动荡，甚至影响国家稳定。最终，李世民无奈放弃了立李恪为储的想法，正式册立李治为太子。
李恪得知消息后，没有丝毫异动，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。他很清楚，自己的出身和朝堂的格局，注定了他与皇位无缘。从那以后，他更加低调，主动远离权力中心，安心在地方上任职，尽自己所能为百姓办实事。
李世民临终前，特意单独召见了李恪，父子两人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。李世民拉着李恪的手，讲了汉武帝立汉昭帝为继承人后，燕王刘旦不服，暗中谋逆，最终被霍光一纸诏书诛杀的故事。李恪心思聪慧，一听就懂了父皇的意思——你不是太子，一定要安守本分，不要有任何非分之想，否则只会招来杀身之祸。
这番话，看似是警告，实则是一位父亲对儿子最深切的叮嘱。李世民知道，自己去世后，长孙无忌必然会打压李恪，他希望用这个故事提醒李恪，一定要隐忍，保住自己的性命。可李世民终究没能料到，长孙无忌的野心远比他想象的更大，而李治的隐忍与算计，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李恪的安分守己，终究没能保住他的性命。
永徽四年（公元653年）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谋反案，成为了长孙无忌除掉李恪的绝佳时机——“房遗爱谋反案”爆发了。房遗爱是贞观名相房玄龄的次子，娶了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。高阳公主性格刚烈，自幼娇生惯养，与李世民的关系一直很僵，尤其是在房玄龄去世后，她不满自己的丈夫没能继承房玄龄的爵位，对李治登基后的朝堂格局也十分不满，便与房遗爱联手，拉上了荆王李元景、驸马柴令武、大将薛万彻等一批对李治不满的宗室勋贵，秘密谋划推翻李治，另立新主。
可他们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，就被人告发了。案子交到了长孙无忌手上审理，长孙无忌一看，机会来了。他没有就事论事地处理主犯，而是立刻把目光投向了李恪——他要借这个案子，彻底除掉这个心头大患。
长孙无忌暗中安排亲信审讯房遗爱，用尽各种手段威逼利诱，引导房遗爱在供词里把李恪拖进来，谎称这次谋反的幕后主脑是李恪，房遗爱等人只是受李恪指使。房遗爱本就胆小懦弱，在审讯的压力下，很快就按照长孙无忌的意思，签下了假供词。
在那个年代，供词一旦签下，就具备了定罪的基础，即便没有任何实物证据，也能凭借供词定案。长孙无忌拿着这份假供词，立刻向李治上奏，请求处死李恪，罪名是参与谋反。李治在朝堂上看到奏疏后，当场落下了眼泪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开口求情：“李恪是我的亲哥哥，平日里安分守己，怎么可能参与谋反？恳请舅舅手下留情，饶他一命。”
李治的求情，看似情真意切，实则只是一场表演。他心里清楚，长孙无忌除掉李恪，不仅是为了维护关陇集团的利益，也是为了帮他清除皇位隐患。李恪的声望太高、才干太强，只要李恪活着，就始终是他皇位的威胁。可他又不能直接下令处死亲哥哥，只能借长孙无忌的手动手，自己则扮演一个“仁厚”的皇帝，在朝堂上流泪求情，既撇清了自己的关系，又能达到除掉李恪的目的。
长孙无忌早已看穿了李治的心思，他的盟友、兵部尚书崔敦礼当场站出来，坚决反对李治的求情，直言“谋反是大罪，不可姑息”，没有给李治任何回旋的余地。李治“无奈”之下，只能批准了长孙无忌的奏疏，下令将李恪缢杀于长安宫。
34岁的李恪，就这样被冤杀了。临终前，他望着长安宫的方向，悲愤交加，大喊道：“长孙无忌把持朝政，陷害忠良，宗庙若有灵，他的家族覆灭不会太久！”这句话，后来一字不差地应验了。
李恪死后，李治的“仁厚”彻底褪去，他立刻下令：“不要放过他的儿子。”彼时，李恪的四个儿子还都是年幼的孩子，最大的不过十几岁，最小的还在襁褓之中，却全部被发配到偏远的岭南。岭南气候恶劣，瘴气弥漫，很多人去了之后就再也没能回来，李治此举，无疑是要将李恪这一系赶尽杀绝。
李恪的母亲杨妃，得知儿子被冤杀、孙子被发配的消息后，悲痛欲绝，不久便含恨而终。史书用“含恨而终”四个字，记录了这位隋朝公主、大唐皇妃的悲惨结局。而李恪的弟弟，蜀王李愔，远在四川任职，没有参与任何谋反，却也没能躲过这场清洗，被废为庶人，流放巴州，最终在流放地抑郁而终。
长孙无忌这一刀，砍的不只是李恪一个人，而是把整个李恪一系的血脉和人脉，从朝堂上彻底清除干净了。他以为，除掉李恪，就能巩固自己的权力，就能保住关陇集团的利益，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最终也会落得和李恪一样的下场。
永徽六年（公元655年），李治废黜王皇后，立武则天为皇后。武则天是一个野心极大的女人，她不甘心只做一个皇后，想要插手朝政，甚至想要掌控皇权。而长孙无忌作为关陇集团的领头人，自然成为了武则天掌权的最大障碍。武则天开始暗中培养自己的势力，联手许敬宗等不满长孙无忌的大臣，伺机除掉长孙无忌。
显庆四年（公元659年），也就是李恪去世六年后，武则天找到了机会。她联手许敬宗，找了一个由头，让洛阳令出面弹劾长孙无忌，诬陷他谋反。所用的手法，和当年长孙无忌构陷李恪的几乎一模一样——没有任何扎实的物证，只靠一份假供词，就定了长孙无忌的罪。
此时的李治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依赖长孙无忌的软弱皇帝。他借着这个机会，彻底清除长孙无忌的势力，拿回属于自己的皇权。他没有像当年求情李恪那样，为长孙无忌求情，只是象征性地“悲痛”了一番，便下令将64岁的长孙无忌流放黔州。长孙无忌在流放途中，被李治派去的人缢杀，和李恪当年的死法一模一样。
长孙无忌死后，他的儿子们被全部撤职、流放，女儿们沦为仆妾，曾经权倾朝野的长孙家族，在短短几年内烟消云散，彻底覆灭。李恪临终前的那句预言，终于应验了。
回顾整个事件，李治始终扮演着一个“仁厚懦弱”的角色，可实际上，他才是最大的赢家。李恪被杀时，他当众流泪求情，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阻止；长孙无忌倒台时，他又悲痛不已，却也没有阻止对长孙家族的清洗。这两次流泪，看似是仁厚，实则是最精明的政治算计。
李恪是他皇位的最大威胁，除掉李恪，他就能坐稳皇位；长孙无忌是他皇权的最大掣肘，除掉长孙无忌，他就能真正掌控朝政。李治从来没有亲手沾过一滴血，却借着别人的手，完成了两场关键的政治清洗，清除了所有挡路的人。他用看似软弱的外表，掩盖了自己内心的野心与狠辣，成为了这场皇权争斗中最大的受益者。
可李治的算计，终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长孙无忌垮台后，关陇贵族集团彻底衰落，朝堂上再也没有能制衡武则天的势力。不久后，李治中年中风，身体日渐衰弱，无法处理政务，大量政务都落到了武则天手中。武则天从后宫走到前朝，与李治并称“二圣”，逐渐掌控了大唐的皇权。
此后，武则天开始大规模清洗李唐宗室，李世民的子孙们被一波接一波地诛杀、流放，离散四方。最终，武则天废除李唐，建立武周，李家的天下，彻底易了主。李治费尽心机清除了所有威胁，却给武则天腾出了一条没有任何阻碍的掌权之路，也亲手埋下了李唐覆灭的隐患。
李恪的一生，是悲惨的一生。他文武双全、安分守己，却因出身和才干，成为了皇权争斗的牺牲品。他没有做错任何事，错就错在他生在了帝王家，错就错在他太像那个开创盛世的父皇，错就错在他身处一个权力至上、人心叵测的时代。
神龙元年（公元705年），武则天病重，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政变，拥立唐中宗李显复位，恢复李唐江山。李显继位后，为李恪平反昭雪，追赠他为司空、并州大都督，恢复他的爵位，还将他的子孙召回长安，恢复了他们的身份。可这一切，对于早已死去的李恪来说，都太晚了。
参考资料
1. 《旧唐书·李恪传》（后晋·刘昫等编撰），中华书局出版
2. 《新唐书·长孙无忌传》（宋·欧阳修、宋祁编撰），中华书局出版
3. 《资治通鉴·唐纪十五》（宋·司马光编撰），中华书局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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